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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没有逻辑思维  

2015-08-20 14:37:48|  分类: 文化、思想、社会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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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是没有逻辑的民族?五大思维缺陷延续至今

中国人会思维吗?这个提问本身看上去似乎带着挑衅性和污辱性。这当然也不完全是现代中国人的错,从咱们的老祖宗起就不懂逻辑思维。除了墨子有点萌芽观念,诸子百家拿手的只是模糊思维。

一、概念不清

逻辑涉及的是概念、判断和推理。从老祖宗起,咱们就从不知道给出概念的逻辑定义。“道”“仁”“圣人”“君子”“小人”乃至后世的“理”“气”等等重大概念,从来不曾明确地严格地定义过。

概念不清的第一个后果,是我们不但热衷于奢谈某些连自己都莫名其妙的东西,而且还会为它们而激动,而疯狂,而大打出手。百家争鸣时,老子、孔子、庄子、孟子、墨子、荀子无不谈“道”,吵得沸反盈天,却从未想到他们心中的“道”可能根本不是一回事。到了伟大领袖,他老人家将此传统发扬光大,教导我们∶“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,研究问题不应该从定义出发”。因此他发动了文革来“反修防修”,直到十多年后中央《关於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中才发现“对什么是'修正主义’没有作出明确的定义”。为了莫名其妙的“反修防修”和“打倒走资派”,竟然有那么多的热血青年在武斗中送命,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黑色幽默。

二、不证而论

咱们的第二个常见的思维毛病,是不懂逻辑学上的“充足理由律”,给出论点来往往不证而论,只有论点,没有论据。这里随便引两句《老子》∶

“古之善为道者,非以明民,将以愚之。民之难治,以其智多。故以智治国,国之贼;不以智治国,国之福。”

这里的三句话,每句都是论点,毫无论据,实际上是三个彼此毫无相干的结论。翻成白话∶“古代善于实行'道’的人,是去愚弄百姓,不是教育他们明白事理。聪明的人民是难以统治的。所以,用开发民智去治国只会坑害国家;反过来就会给国家造福。”

请看,这里哪一句话不是先入为主,强加于人?最后那句话用“所以”(“故”)引出,看上去貌似基于前面的论证的结论,其实只是与前两个结论并立的另一结论。比起西方那些“难治之民”来,中国百姓是最易治理的驯服工具,然而西方却不会象中国那样周期性地发生暴乱,可见“智民难治”的结论并不自动导出“以智治国是祸国”的结论。就算勉强把最后这个结论说成是由前面的论点引伸而来的,它仍然只不过是建筑在未经证明的两个论点上。愚民如果是暴民,又何尝“易治”?

这种“不证而论”的传统在近代得到空前的发扬光大,伟大领袖在内部讲话中就断然表示过他不相信有什么“充足理由律”,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“公婆各有理”。而人民似乎也毫未感到世上有讲道理的必要。於是中国便成了一个世上独一无二的实行“口号治国”的国家。我每次回国,都要震骇于国外见不到的那些巨幅标语,它们以上帝般的权威口气,不容置辩地命令或教育人民应该怎么去过日子。我们早已习惯于不加思索地接受这些毫无根据的命令,如同敬爱的林副统帅说的∶“理解的要执行,不理解的也要执行。”在古代,咱们埋头做忠臣孝子,在现代,咱们埋头“斗私批修”,同样的毫不踌躇,同样的无怨无悔,却没人问一声∶“什么算'忠’?什么算'孝’?为什么'饿死事小,失节事大’?为什么要'痛打落水狗’?提出这些口号的根据是什么?”

三、乱用类比推理

咱们第三个常见的思维毛病,是乱用类比推理,从毫不相干的事物或自然现象中推导出人生大道理。这里再随便引《老子》作例证∶

“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,以其善下之,故能为百谷王。是以圣人欲上民(按,此据马王堆帛书,下不注),以其言下之;欲先民;以其身后之。是以处上而民不重,处前而民不害。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。以其不争,故天下莫能为之争。”

这里由一连串的“是以”连接起来的连锁推论方式,本来在逻辑上就是毫无价值的。然而这一切推论,竟是从“水往低处流”这个自然现象中导出来的!因为江海位置低下,能纳百川,所以圣人为了爬上去统治百姓,就必须先伏低做小,这算是什么推理?就算“将欲取之,必先与之”的道理成立,它与促使水流动的地心引力又有什么鬼相干?

这种联想,使我们象尼采笔下的“超人”那样,从此山的山巅一步就跨到彼山的山巅,在概念之间作狂野的“飞跃”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早就以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例子指出过这种“连锁推论”的荒唐。该“理论”从“个人”到“天下”层层放大,连续飞跃,毫无逻辑上的联系,却被读书人奉行了两千年,其间竟没有多少人想想∶一个人就算是修身修到活佛的境界,难道就会自动具备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能力不成?两千年下来,似乎只有一个曹孟德敢于公开承认他愿意使用象陈平那样的“盗嫂受金”者来治国。

这个乱用类比推理乃至文学比喻的传统,至今仍在让咱们每时每刻发扬光大。

四、以“经典”作为论据

第四个常见的思维毛病,是以“经典”作为论据甚至论点的来源。中国的古代“思想家”,似乎离开了权威的话就写不了文章。老子没有权威可引用,便捏造个“古之圣人”出来。到了庄子,便虚构了一个“仲尼”,一会儿把他当神灵附身的巫师,借他的口来假传圣旨,一会儿又把他当批判嘲笑对象。孔子离了文王周公,孟子离了孔子,似乎都要害失语症。

到了后世,读书人的全部智能都用来“代圣贤立言”,全国人民两千年如一日地靠三四个死人的智慧讨生活。就连弄点闲情逸致的诗文歌赋,也要把它们变成王恺与石崇式的斗富,比赛谁家囤积的典故多。宋儒说∶“天不生仲尼,万古如长夜。”如果孔子不生出来,古往今来的几十亿甚至几百亿人便统统没了脑袋。这种“吃死人大户”的千年“人民战争”,蔚为文明史上的奇观!

林副统帅真是吃透了中华文明的一位好同志。他仿照《论语》的方式,下令编篡了小红书,用“一句顶一万句”的格言治国。

五、以偏概全

最后一个常见的思维毛病,是以偏概全,乱作归纳推理,把个别的、一时的现象当作普遍的和永恒的。这样的例子,翻开《四书》比比皆是∶

“巧言令色,鲜矣仁。”但似乎并不放之四海而皆准,因为倘如此,西方从推销员到政治家就没有一个好东西,因为他们推销或竞选时没谁不巧言令色的,而国内那些晚娘脸售货员似乎可以据此坚持她们的“丰矣仁”了。

这乱归纳的传统,到了伟大领袖便登峰造极∶

“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;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。”敌人反对嫖娼,我们就要嫖娼,敌人拥护民主,我们就要反对民主。

“不破不立,不塞不流,不止不行。”在某些情况下,这个归纳是成立的。不破了邪的、坏的,好的、善的确乎立不起来。然而如果把它推广到“破旧立新”上便大错特错了,因为第一,新和旧并不一定是水火不相容的,不破旧,不一定便不能立新。第二,旧的不一定就是坏的,新的也不一定是好的。

“诸矛盾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矛盾,解决了这个主要矛盾,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了。”在微观上,办事自有轻重缓急,此论作为一种策略尚有参考价值,虽然解决了急事、大事不一定导致“缓”事、小事的顺利解决。例如我现在有吃饭和写文章这两件事要做。如果我饿得眼冒金星,文章显然是写不出来的,所以必须先去吃饭。然而胃里充足的食物只提供能量,并不提供灵感。“吃饭”和“写文章”这两个“矛盾”在本质上毫无联系。我就是吃了山珍海味也未必就能“纲举目张”而“一饭诗(矢)百篇”。在宏观上,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此论也确实成立。例如打仗,一旦突破了敌人防线的最薄弱处,对方也就溃不成军了。然而将此上升为国策,提出什么“以钢为纲”、“以粮为纲”就是笑话。试问国民经济中什么是纲,什么是目?有哪一个行业是可以忽略、哪一个行当又是重中之重?科学中又有谁是“万王之王”,必须优先发展?

以上五种重大逻辑缺陷,使诸子之书成了格言集锦,而不是思想家的理论著述。它们当然是古老智慧和人生经验的结晶,但却不是逻辑上井然有序的思索推理结果。然而两千年下来我们却只为其中的智慧闪光而迷醉,看不到其思维方法的缺陷。“先天不足”(传统)加上“后天失调”(现代教育),便害得中国人成了不会逻辑思维的民族。

为此首先必须将逻辑学开为所有学科的必修课。说到底,治疗愚蠢的良药是合理的教育,我觉得这是国家应作最大投资的项目。

作者 芦迪

摘自《经济观察报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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